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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之漫笔
2017年 09月 11日 09:37:08  来源: 作家在线 编辑: l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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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内容简介

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的散文漫笔精选,由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编选,还附有诸多评论家表演艺术家演员写的关于于老的文章。另附有多幅首次公开的珍贵照片。

  作者简介

  于是之,中国话剧代表人物,代表作《茶馆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龙须沟》等,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;曾任祖国剧团、北平艺术馆、华北人民文工团演员;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、艺委会副主任、副院长,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,北京市戏剧家协会主席,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三届理事、第四届副主席,全国政协委员;在《青春之歌》《龙须沟》《骆驼祥子》《茶馆》《洋麻将》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;其文学作品有《于是之论表演艺术》《演员于是之》等。

  章节试读

  幼学纪事

  1

  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,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。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,所以她们都绝对地一字不识。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,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。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,因为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。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,但只有一册,就是被俗称为“皇历”的那本历书。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“几龙治水”,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。至于全年二十四个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,编书人未能制为图像,她们也就自然辨认不出了。直到我上了小学,家里上两代人的这个困惑才算解决,“皇历”也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利用。

  真的,不要小看小学生。在我住过的那个杂院里,出个小学生,就顶得上个知识分子。比如同院拉洋车的老郝叔,孩子多,拉了饥荒要“请会”(一种穷人之间的经济上的互助活动,但要出利息),这就找到了我。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叫我帮他起草一个“请会”的“通知”。其中包括本人遇到什么困难,为什么要发起这么个活动,将要怎么办等等的内容。那时我顶多不到三年级,怎么写得了!但老郝叔鼓励我:“你照我说的写,他们都懂。”我于是拿了毛笔、墨盒伏到老郝叔的炕上——他家无桌,炕上只有一张席,硬而且平,伏在上面写字是极方便的——就这样,他说,我写,不大会儿的工夫,居然写出来了。随后又抄了若干份分别送出。“凡著诸竹帛者皆为文学”,讲起文学的定义来,是有这么一说的。那么,我替老郝叔起草的这篇“通知”,就无疑是一篇为人生的文学了。何况还分送出去,也算是发表了的呢!

  “照我说的写,他们都懂。”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与口,“他们都懂”的好文章,可惜我现在竟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老郝叔又早已作古。他无碑、无墓,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,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,即刻也就化为乌有。他奔波一世,却仿佛从未存活过人间。

  说也怪,人过中年,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了,但对老郝叔,我老是不能忘记。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。

  2

  现在可以说些有关读书的事了。

  一个人的读书习惯,依我看,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。压、逼、打、骂,都无济于事。这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。我的家庭和所住的杂院,自然教给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,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,那不能说是好的环境。我正经上学只念到初中,且功课不好。虽然读了《苦儿努力记》,也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验。一题稍微繁难的算术作业,我瘪住了,能找谁去?杂院里是没有这样师资的。我以后所以还喜欢读点书,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。有的在校内、在课堂上,更多的是在校外和课外,在日常的生活中。

  3

  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。

  孔德小学,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学校。设备齐全,学费却低。老师们也都像是些很有学问的人。比方有一次,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,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,给我们诵读《罪恶的黑手》。他屋里哪儿都是书,光线显得很暗,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。他的读法,也与时下的不同,不洪亮,无手势。虽然书挡住了他的脸,但从夹缝里看过去,还是可以看见他脸上的肌肉都是很安静的。他的这种读法,听上去,比听现在的某些朗诵受用,孩子们都被他吸引了,打动了。长大以后,虽然我再没去读这首诗,然而当时听着它所留下的印象,却始终记得。这位老师不久就不见了。当时,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?我至今也不明白。每当路过孔德旧址,我还常常想起他来,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,或者是一位革命者,老幻想着有一天会碰上他。虽然我依旧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  但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却记得清楚,他是卫天霖先生。这当然是一位大画家,可那时我们却全然不懂他的价值,竟因他出过天花,脸上留下了痕迹,背地里称呼先生为“卫麻子”。足见“师道尊严”是破不得的,不“破”尚且如此,何况号召“大破”呢!

  孔德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,小学部、中学部共用,无论大小学生一律要站在画架子前上美术课。先是铅笔画,铅笔要六个“B”的,还要带上橡皮。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这当然是要准备的。可是小学生也要学用炭条作画,炭条消耗大,向家里要钱时,已从大人的脸上窥出几分难色;待知道了擦炭笔画不能用橡皮而必须是烤过的面包时,我便不再敢回家去说了。忘记了是我个人没学着炭笔画,还是卫先生更换了教法,反正是这个阶段不长,后来就变了画水彩——不管我是否买得起炭条和面包,但卫先生这种在一两年内,多种画法都叫孩子们尝试一遍的做法,我是拥护的。孩子们的求知欲是极强的,精力是非常饱满的,那是压抑不了的。当批评孩子“好高骛远”时,至今我仍觉得要慎重些。二十几岁有大成就,我以为完全符合人的智力发展,是很正常的事。相反,四十多岁的人,还被称为年轻艺术家、年轻学者、年轻教授,倒是不大正常而且令人痛心了。

  卫先生还有一种教法,我们当时也很喜欢。美术教室里,有许多石膏坨坨:圆球形、正方形……他没有叫我们画这些,开始就是静物写生,画小瓶小罐之类。过了一阵以后又叫我们到户外去,先画校园里头,后来就去东华门外的筒子河。孩子们对跑出去画画快活无比。我们画,卫先生跟着看,他也好像很高兴。一次写生,我画的地方前边是许多树,后边是一排矮松,再往后则是满墙的爬山虎。当时只知道看见的都要画上,哪里懂虚、实、疏、密这许多深奥的道理!结果,我画的画面上是绿树、绿蔓、绿叶、绿茎,简直绿得不可开交,一塌糊涂了。谁知这时候卫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看。我扭头看见他,笑了;他看着我和我的那幅绿色作品,也笑了,而且还称赞了我。到底是称赞我的什么呢?是有几处画得好?还是勇气可嘉,什么都敢画?或者根本就不是称赞,只是一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——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,反正是被老师夸了,就觉得了不起,就还要画。

  此后,我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,差不多延续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。

  对于卫天霖先生,我并不是为写这篇文章才想起他来的。时间还要早十来年。那时,首都剧场附近有一阵颇贴了一些所谓“揭露”卫先生“罪状”的印刷品。大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,都学会了一种本事,就是能够在通篇辱骂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人的真价值来。我也正是从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,原来第一个引导我接近艺术的竟是这样一位大人物,我不禁骄傲了。

  前两年,美术馆举办了先生的画展,我去看了。我在先生的自画像前,伫立了许久。他并没有把自己画得如何地色彩斑斓,还是他教我们时的那样的平凡。我不知道美术界里对他是怎样评价,我只觉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种者,他曾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过美的种子。而美育,我以为,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。

  4

  从十五岁那年起,我就上不起学了。

  我的上学,是由本家供给的。那时祖母已殁,只剩下母亲和我。本家们有的给钱,贴补吃喝;有的给我们间房住;有的灵活些,告诉我们“什么时候缺吃的了,到我家去,添两双筷子总还可以”;而有一家就是专门供我一年两次学费。十五岁以前,我受到的就是这么一种“集体培养”。但是,就在那年的冬天,一位本家来到母亲和我的屋里——

  “干什么哪?”他问。

  “温书,准备寒假考试。”我答。

  “别考了。现在大伙都不富裕,你也不小了,出去找点事做吧。”

  我沉默了,母亲也无言。吃人嘴短,还能说些什么呢?我于是合上了我的笔记本和书,也就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。

  “找点事做”,那时很难。先得买些“履历片”回来填写。内容无非是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学历之类。然而字,要绝对的毛笔小楷。写得好坏,据说对于是否能被录用关系极大。我自然写得十分小心。写好后再托本家、亲戚四面八方找门路,呈送上去。请不起客,送不起礼,再加上并没有过硬的门路,回音,自然都是没有的。但是仍要等待。母子两个茫茫然地等着,等着一个谁也不愿多想的茫茫然的未来。

  茫然中还是有事可做的。子承母业,去当当。比每天上学稍晚的时间,我便挟个包去当铺。当了钱出来径直奔粮店买粮。家底单薄,当得的钱,只够一天的“嚼裹儿”,计:棒子面一斤(可蒸窝头四个,一天两餐,每餐母子各一个),青菜若干,剩下的买些油盐。我毕竟是读过书的,早懂得玉米、青菜的营养价值高,所以每天吃着不腻。当得无可再当了,便去押“小押”。那是比当铺低下了许多的一种买卖,样子先就没有当铺威严。当铺都是一色青砖到顶、磨砖对缝的高大而结实的建筑,外面堂堂正正地挂着黑地金字的匾额,里边的柜台也高得令人生畏。小押店则不然,它就坐落在一个随便的破院子里,没有字号,因此外边无须挂匾,里边也不设柜台。不是赤贫者或近乎赤贫者是不会到那里头去的。所以,当铺式的讲究对它就成了多余的奢侈了。何况它们都还兼理贩卖“白面儿”的缺德的营生,那就更不便张扬了。到那里押东西倒是很“方便”的,甚至可以不拿实物,只把当铺的“当票”押给他们就可以换钱。当然,押期、利息和押得的钱,比起当铺来那就苛刻得多了。押得无可再押了,仍旧有办法,就是找“打小鼓的”把“押票”再卖掉。卖,就更“方便”了。每天胡同里清脆的小鼓声不绝如缕,叫来就可以交易的。一当二押三卖,手续虽不繁难,我和母亲的一间小屋里可就渐渐地显露出空旷来,与老郝叔的家日益接近。趴在炕上也是可以写字念书的了。

  是的,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停止读书。

  “头悬梁”“锥刺股”那样的故事,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过的。但我不喜欢,甚至有些不信。一定要那么苦吗?把头发拴在房梁上,用锥子扎到胯骨里头去,非那样不能成材?未免太可怕了。幸好,我所碰到的良师益友们,无论在我辍学前或者以后,都没有逼着我做那样的蠢事。因此,我至今还能感到读书的快乐。

  5

  想起我辍学前后的师友们,我恨我不会写“赞”,不会写“铭”,不会用极简约的文字写出我对他们的谢忱。在那样难熬的岁月里,他们的影响曾决定了我的前途和命运。我真希望为他们立传,但是不能,一个十三四岁、十五六岁的孩子,怎么能够了解老师们的那么多事情。我现在所能想起来的,只是他们的片片断断的音容。然而这些却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。

  我要感谢我初中二年级以后的所有的语文(那时叫“国文”)老师。他们既广征博引,又深入浅出,能够使孩子爱上祖国的语言和文字。他们能凭借一篇几百个字的小文,叫你喜欢上“晚明小品”;他们能在上千年的中国文学史里,信手拈来,讲出许多吸引人的故事,迫使你不能不去借各种文学史的书去读:赵景深的、胡云翼的……记得他们也曾介绍过郑振铎的文学史,我也曾借阅,部头太大了,当时终于没能读完。虽然如此,总也多知道了一位郑振铎啊。

  那些老师们中,对我更有吸引力的是孙谓宜、徐世荣两位先生。他们在讲课时,常常讲起祖国的文字、声韵方面的知识:“车”是象形字,是一个俯瞰的车子的图形,中间的是车厢,那一竖是车轴,上下的两横,原来就是两边的车轮。多有意思!声韵部分亦有趣,从古韵一直讲到注音符号(今日汉语拼音符号的前身),说是据钱大昕的考据,原来古人连zh、ch也读不出,是要读作d、t的——老师们居然能够知道古人怎样造字和他们说话的声音,孩子们自然钦佩极了。

  孩子,都好像是本能的表演家。对于他们所钦佩的师友,总要由衷地模仿。模仿他们写字,模仿他们的讲话,以至于模仿他们的衣着。

  孙谓宜先生的衣着最朴素。他的裤子,在夏天,从长衫里可以看出,长度仅及他的小腿肚。我于是便学他,请母亲照样裁制。谁知那是用两条面口袋剪剪缝缝就可以做成的。由于用钱少又容易做,母亲自然支持我,很快地做成了。穿上它,我很得意,觉得是天下最好看的服装——全国解放以后,我碰上了那中学的别的老师,问到了孙先生的景况,他只说:“孙先生……孩子多,仍旧……不大宽裕。”到这时我才知道了孙先生朴素的原因,也就更增加了对孙先生的敬意。我想他那时大约是更窘迫。他是不顾生活的清苦,那么尽心竭力地给我们授课的。

  有一位教英文的老师,我也始终不忘。他非常重视发音。这一点,在第一堂课上,就给学生们留下强烈的印象。

  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,第一课英语的第一句话是“现在,我已是初二年级的学生了”。因此,头一个词是Now。大家反复朗读这句话,他不但听,还要逐个地看学生们的嘴。在一位同学的面前,他止步了。他令大家停下来,只叫那一个读。不知是什么缘故,虽经他反复示范,那个同学总是舍不得把嘴张得大些,总读成No。他着急了,顺手拿起那位同学课桌上的墨盒,当那位可怜的同学刚刚张嘴又要读出No来时,他竟能一下把小半个墨盒塞进那学生的嘴。这时候,所有的同学都不敢笑,只能瞪起眼看着事态的发展。果然很灵验,当先生把墨盒从那个学生口里取出时,那位可怜的同学居然正确地Now出来了。先生胜利了,又带着学生读起以下的课文来。学生们全都读得用心,不敢有半点含糊,谁知道自己的墨盒在什么时候会塞进自己的嘴里来呢!

  学英语发音必须先学会国际音标,这在现在已经是当然的事了。当时却不然,还有其他的更加通用的标音办法在。但我们的这位老师当时就热衷提倡国际音标,引起了我们几个同学的兴趣。恰好有一个同学家里存有一套英语教学唱片,据说就是国际音标的创始人录制的。他拿出来约我们听,我们都听得入神。一个浑厚的男低音,把一些连我们也懂得的简单的字和句,竟读出了另外的韵味。这使我们惊奇了,不能不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,尽管我们当时的语音知识少得可怜。

  我常想:孩子们的或者少年们的兴趣,大约都是飘忽不定的。他们对什么都好奇,见什么都想学,难免今天这样,明天那样。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。大人们的横加干涉,效果往往适得其反。我的本家们只对我的上学或不准上学加以干涉,至于我喜欢学什么或不喜欢学什么,他们是无暇顾及的。我觉得这倒成了我的便宜。初中时期,中文老师与英文老师教给我的知识的综合,竟使我喜欢上了一门同我的家境毫不相干的,既不能当吃又不能当穿的学问:音韵学。而且这种爱好竟持续了好几年,从辍学以后,一直到我的兴趣转移到演戏上去的时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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